第八百八十章依法治国 (第2/2页)

手软了。其次是大明一些士绅，因为非法拘禁、私刑等行为，被抓候审。再次是一些官员，因为渎职或者受贿被抓。被抓的人中间还有一些趁机兴风作浪的媒体人，他们做的事情比较操蛋，有的根本就不出门，躲在家里就编出了一段新闻，混到了不少稿费。这种造谣的行为，当然要抓。谁都没想到的是，一些工商界人士也被抓了，原因是他们在幕后操纵了集体事件。被抓的人中间，甚至还有好几个议员。

    这个结果真是跌碎了满地的眼睛，因为都是官方的消息，真实性靠谱。打击面这么广，真是谁都没想到的问题。那么，大明内阁那个掌握实际权力的家伙，到底想干什么？

    大明内阁喉舌《大明时报》四月底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标题为：大明，法治国家。

    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，就是四个字，依法治国。当下大明，立法、司法、行政三权分立的雏形初现，三者之间不得以任何理由互相干涉。民间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法律，法律是红线，是个体行为准则的最低标准。任何人都不得超越凌驾于法律之上。

    这是陈燮执政一来，内阁第一次发出的纲领性的声音。这个时候稍稍有点脑子的人，都反应过来了。事件频发的时候，内阁为何不及时发生制止。拖了两个月，绝对不是不想管，而是在谋划着最终怎么收场。整个过程中，受到打击的对象有四种，地方治安不安定因素者（混混、流氓），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基层传统势力（绅权、宗族、基层官员），新兴的势力（资本家），所有这些受到打击的人，都存在一个共性，那就是违法。

    那么回过头仔细的琢磨，真的仅仅是因为违法么？其中受到重创的，绝对是传统基层势力，他们作为这次风潮中最大的损失者，难道就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么？

    再看同样受到打击的资本势力，他们实际上是最大的收益者。经过这次风波后，整个大明人员的流动性大大活跃了起来。土地对人的束缚里受到了重创，新兴的资本势力需要的劳动力问题，大大的缓解了。

   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某地某士绅被官府抓了，宣传机构立刻跟上，告诉大家为啥被抓。这样做的好处，自然是避免发生更大的**。大明的农村，宗族是了不得的势力，全村人对抗政府执法不是什么新鲜事。所以才会有调动军队的事情发生。什么勤劳善良的人民这些话，千万不要信。只要是人，为了个人利益变成“刁民”就是分分钟的事情，这个没什么可说的，也没什么可指责的。政府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尽量的在法律的框架内体现出公平。你要做不到做不好，“刁民”就会越来越多。自身不正，怎么能要求人民遵纪守法呢？怎么能要求人民配合你的工作呢？这不是扯淡么？

    此次事件，在随后的历史中被多次解读。各种版本都有，官场的版本是“吏治”，民间的版本是“法律”，历史学家者拔高到“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，由此引发出来的后续，奠定了大明未来的国家机构的执政标准。”

    1676年的大明，围绕着依法治国的框架，下半年开始了全面整顿。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官场，大明上下人人自危。廉政部门四处出击，抓一个审一个，判一个。与此同时，税务部门和司法部门也没闲着，针对大明的工商界进行了严厉打击。官商勾结、偷税漏税的行为，成为了打击重点。税务部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了大明最为可怕的部门之一。

    从最初不起眼的一个小部门，税务部进化到谈“税”色变的程度。这样的一个部门，肯定会受到不少冲击，但是陈燮内阁力挺之下，税务部无往不利，被盯上的人没一个能逃掉，最终都以大出血为收藏，个别商人还被整的家破人亡。

    有人因此喊出了“苛政猛于虎”的声音，但是这些人很快被抓了。理由是煽动民间抗法！这些人在民间往往威望还不低，他们被抓之后，再次证明了大明法律的威严。(未完待续。)